6月，山东考生白蕊在高考成绩公布后，面临着人生选择。她估算自己考了520分，这个分数使得进入“211”院校希望渺茫，即使是普通一本院校也悬。山东省公布的分数线显示，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特控线）为525分，与白蕊的最终分数仅差5分。

特控线是教育部为“强基计划”、综合评价、高校专项等特殊类型招生设立的最低分数线，同时也是中外合作办学录取的普遍参考标准。白蕊的母亲提议可以尝试中外合作办学。她计算，直接出国读本科四年花费可能超过百万元，而国内全程就读的“4+0”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费用则能减半甚至更低。此外，有报考专家指出，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在海外申请研究生方面具有优势，更容易进入世界排名前100的硕士项目，这让白蕊颇为心动。

在深入了解中外合作办学领域后，白蕊发现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在今年的高考前夕，教育部公布了新一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审批结果，共有174所高校新增设立了86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项目。此前，全国已有253个机构和1100余个项目。新批准的本科项目中，“4+0”模式，即学生在国内完成四年本科学习并获得中外双方或外方院校学位，备受关注。这种被誉为“不出国的留学”的模式，是否真如想象般美好？

寻找契合的院校

海南考生孙晨皓是宁波诺丁汉大学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2026届毕业生，他当初的报考准备比白蕊充分。高二时，孙晨皓就已经开始关注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全英文授课，引进海外教育模式和师资，并提供丰富的出国交换机会和第二课堂资源。

孙晨皓提到的几所大学均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在国内共有11所此类中外合作大学，被称为S11院校。报考这些院校的本科需要通过高考统一招生，毕业后可获得中国院校的毕业证、学位证以及海外合作院校的学位证。

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沈伟其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有三种形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非独立法人机构以及独立法人机构。他认为独立法人机构是最高形态，代表着整体机制的引进；非独立法人机构通常指大学内的二级学院，属于学科层面的引进；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则一般指某一专业的联合培养项目。沈伟其表示，从探索办学生态的角度来看，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形态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孙晨皓当年的高考成绩为621分，与当年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海南的录取分数线一致。他回忆，该校每年在海南招生人数在12至15名，高分考生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2023年，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海南的最低录取分数线甚至达到了658分。

孙晨皓当年的成绩足以进入国内顶尖的“211”院校或末流的“985”院校，但他选择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是因为不想浪费英语优势。“我不希望一门语言只停留在纸面上，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英语是‘生存语言’，如果上课都听不懂，就毕不了业。”孙晨皓说道。

宁波诺丁汉大学对报考考生的外语单科成绩有不低于115分的要求，其他S11院校也有类似规定。除全国统招外，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浙江省还实行“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部分院校还要求提交申请文书。孙晨皓也曾申请上海纽约大学，该校采用自主招生方式，高考成绩、校园开放日表现和校考成绩共同决定考生排名，权重分别为6:3:1。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该校中国学生主要通过自主招生录取。高考成绩是中国学生录取的必要条件，也是优选条件。自主招生选拔通常在每年4月完成，考生会被分为A、B、C三档：预录取、待录取和不录取。A档意味着考生只要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控线即可被录取；B档则需根据A档剩余名额择优录取。学校每年招收500名学生，其中中国学生占251名。童世骏表示，通常能获得A档通知的考生，高考分数都不会有问题，但今年也出现有获得A档的学生在高考后分数未达特控线而无法被录取的情况。

多位受访者均提到，校园开放日如同一次“试吃大会”，对于考生和院校的双向选择至关重要。童世骏认为，上海纽约大学的校园开放日活动相当于面试，并包含试听课。他本人和美方常务副校长都会参加，观察考生的好奇心、探索能力、英语水平以及自主学习能力。他指出，即使高考成绩顶尖的考生，也不一定适合上海纽约大学，因为有些学生习惯于被安排，或者对个人兴趣的实现不够重视，或者不适应纯英文授课，这类学生即使入学也难以适应，因为他们的需求与学校提供的教育资源不匹配。

自去年起，教育部批准了大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似乎预示着一场“审批潮”的到来。沈伟其认为，这表明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经过多年发展，已越来越被公众接受。实践证明，中外合作办学确实为高水平学科建设和大学发展提供了一条“站在巨人肩膀上办学”的捷径，能够使大学迅速与世界前沿接轨。“4+0”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它能为学生提供一个国际化平台，培养传统大学难以快速塑造的竞争力。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一直关注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的集中发展。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预计在2034年前后，高校生源将出现快速下降。当前正值生源增长期，同时国家也需要优质的本科教育供给扩容，因此中外合作办学成为了一种消化扩招需求的方式。其优势在于，学校能获得更多收入，并通过定期合作来应对暂时的生源高峰，并在低谷期及时退出。

然而，童世骏强调，中外合作办学不应被视为所有学校都应追求的方向。他认为，中外合作办学不会成为主流办学模式，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和探索，以满足教育多样化的需求。

“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

近期新获批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有6家是由“985”高校合作设立的，对此，田力表示喜忧参半。

“未来‘985’高校可能会更多地涉足中外合作办学，整体质量有望提升，但‘985’、‘211’高校并非中外合作办学的绝对金字招牌。” 田力在上海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多年，他提醒，未经教育部审批、由学校委培机构开设的各类国际本科项目，无论“4+0”、“3+1”还是“2+2”模式，都可能存在风险。即使是经过审批的项目，也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

赵信认为自己就“踩了坑”。他是北方一所“985”高校与美国某州立大学合作的“4+0”项目的大三学生。他当初高考分数仅比当地特控线高不到20分。该项目宣传“一本线读‘985’，四年不出国拿美国学位”，且英语成绩要求超90分，学费四年不到40万元，这让全家都觉得“捡到了便宜”。

然而，赵信就读的“4+0”项目属于计划外项目，即不经过高考统一招生，绕过了高考志愿填报体系。毕业后仅颁发海外合作高校学位证，但该学位可申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这些项目的招生标准各异，有的要求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控线，有的则只需满足校测或英语水平考试成绩要求。

入学后，赵信才发现现实与宣传有较大差距。“校园卡和统招生的一样，但后台权限不同，图书馆的部分数据库无法使用。我们使用独立的选课系统，宿舍也是单独一栋楼，与统招生分开居住。”赵信说。此外，大一时期的专业课主要由中方教师中文授课，偶有英文术语。大二开始，美方教授“空降”进行全英文教学，但“全班没几个人能跟得上节奏”。

孙晨皓身边也有类似经历的同学。据他了解，有同届生被类似计划外的“4+0”项目录取，但体验很差。田力指出，“计划内”项目普遍要求外教授课比例不低于40%，而“计划外”项目对此没有硬性规定，师资质量完全依赖项目方自行安排，因此质量堪忧。赵信入学后才注意到，其所在学校的海外合作院校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数百名开外。

沈伟其是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专家。他坦承，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质量仍存在差异。一些项目真正引进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但也有不少项目仅为收取学费，成为学校的创收手段。在一次全国性的中外合作办学交流会上，沈伟其仍发现有国内知名高校存在“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

他认为，在一所高校中，如果同一专业（如工商管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高考录取分数线高于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那才是正常的。然而，目前不少合作办学项目的分数线反而低于普通项目数十分。

多位受访者注意到，近年来，计划外“4+0”项目正逐渐收紧。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相关项目已停办，目前经教育部审批的项目仅剩5所，其中“顶流”是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的“4+0”项目。该项目合作院校悉尼科技大学的QS世界大学排名常年位列前100。但田力表示，该学院的实际录取分数线比上海大学统招线低100多分，却能与高考600多分的统招生共享嘉定校区的教学与生活资源，实现了“低分高就”。此外，该校的报考竞争依然激烈，“英语低于130分的考生基本不用考虑”。

沈伟其将这种分数倒置现象称为“市场面临的系统性挑战”。他警告说：“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一大批‘只创收不办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持续存在，将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无论计划内外，我们都不能卖文凭。”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收费普遍高于普通本科。宁波诺丁汉大学每年学费为11万元，上海纽约大学则超过20万元。沈伟其解释说，学校为吸引国外师资需要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教师完全按照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标准在全球招聘。他坦言，算上学费和市政府补贴，学校的营收只能勉强持平。

沈伟其认为，一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费低至每年几万元，是因为在国家生均经费正常拨款的情况下，学校多年来投入的校舍、仪器、师资都可以共享。目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收费标准尚未统一。浙江和江苏仍需审批，宁波诺丁汉大学若要涨学费，需向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教育厅三个部门申请。但他了解到，大多数省市实行备案制，基本等同于自主定价。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早已建立了退出机制。近年来，每年都有不合格、生源不足或难以持续运营的项目退出。沈伟其指出，教育部每年都会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质量评估。“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应配套实施，否则市场将持续混乱。

自由度

孙晨皓毕业后选择加入宝洁公司，担任品牌增长部经理。“工资开得很高，可能毕业后两年就能把大学学费赚回来。”他说道。

毕业时，孙晨皓获得了宝洁、字节跳动、美团、欧莱雅等9家知名企业的录用通知，同时手中也握有伦敦大学学院、纽约大学、墨尔本大学等院校的硕士录取通知。他选择就业，是因为宝洁提供的这个岗位极少招收本科生，机会难得。

赵信未来的毕业出路可能不如孙晨皓。他入学时听到的宣传是“毕业生深造率70%”“出国读研优势巨大”，但目前全年级120人，大三结束时成功申请到QS排名前100硕士项目的不到10人。“我们大部分人毕业后还是会拿着一张外方学位证直接找工作。”田力指出，经过学历认证后，计划外“4+0”项目的毕业生可以报考国内硕士，也可以考取公务员或进入事业单位。但许多岗位在资格审查时会注明“要求国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很多情况下，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的身份并不能带来正面就业优势。

相比宁波诺丁汉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孙晨皓认为，学校四年的经历带给他更深层次的收获。在应聘过程中，一位面试官的评价让他印象深刻：“面试官说我更加成熟，更加脱离学生思维。”他对此的理解是，大多数应试者会保持低姿态，但他认为与面试官的交流应该是平等的，应试者不是为了高薪或公司名头而来，而是讨论双方可以共同实现什么。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孙晨皓回忆，学校的课堂上，学生是主角，知识点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被讨论和分享。考试得分不再是重点，更多是在实践中学习。课堂上，学生会模拟公司运作，讨论如何通过数据判断财务状况，以及公司的发展是否可持续。此外，校内资源非常丰富，包括提升简历的工作坊、面试模拟、暑期实习项目等。合理运用这些资源的能力，可能成为同学之间的一道分水岭。

“宁波诺丁汉大学让我意识到，我不再是一个只会在试卷上写答案的考生，而是社会上独立且完整的人。我拥有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孙晨皓说。

谈及中外合作办学带给学生的独特优势，童世骏认为是自由度。他分析，上海纽约大学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学校，但在学术上完全遵循纽约大学的学术管理规范。课程、培养方案和评价标准都按照外方标准设计和构建。班级规模小，师生比达到1:8，外教比例高达70%。学生能够获得高密度的学术支持，每位学生都会配备单独的学术顾问。随着支持的增加，学生的自由度和自主性也随之提升。学校招生不区分文理科，最晚可以到大二下学期确定专业，大一主要为通识教育。“我认为最好的专业是学生兴趣专长、学校学术资源和社会需求三者结合的交汇点，这样学生能够更从容地探索自我。”

多位受访者提到，S11院校通常不会强制要求学生有海外交换经历，但会大力鼓励。童世骏表示，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在本科期间，最多可以有两学期在上海以外的纽大校区或全球的课程点学习。因此，从形式上看，上海纽约大学的本科更像“3+1”模式，但与一般的“3+1”不同，国内三年的学习更具在地留学特色。中外学生培养完全融合，甚至强制要求宿舍混住，不允许两名中国学生同住。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毕业生中，90%会继续攻读研究生，其中超过90%会选择出国深造。沈伟其认为，选择完全“4+0”路径是一种理性且经济的选择，并且近年来选择这条路的考生越来越多。

白蕊是否选择中外合作办学仍未下定决心。她依然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觉得自己在高中毕业时很难清晰地规划未来的方向。田力希望所有考生都能擦亮眼睛，仔细核查项目是否获得批准，以及中外合作双方的办学水平。孙晨皓的建议是，勇敢尝试，给自己一个看到别样风景的机会。

(文中白蕊、田力、赵信为化名)